林少華:冬天裡的冬天

林少華

我是1968年冬天初中畢業的。本應7月畢業,但時值“文革”,無所謂學制。甚至畢業都算不上。1965年上初中,1966年“文革”,勉強上瞭一年課,代數隻學到一元二次方程就沒瞭下次—那能叫初中畢業嗎?然而我畢業瞭,畢業回傢,回傢去生產隊(村)幹活。記得那年冬天冷得格外狠,說撒尿成棍未免玄乎,但滴水成冰絕不含糊。沒想到,比這更冷的冬天正在那裡等我。

十五六歲的我白天揮舞尖鎬刨凍糞,晚飯後摸黑去生產隊隊部的大筒屋子開批鬥會—批“地富反壞右”黑五類。批別人倒也罷瞭,問題是批的不是別人,批的是我爺爺,我親爺爺。

準確說來,批的不止我爺爺。記得那天隊部大筒屋子南北兩鋪大坑坐滿瞭人。正中間房梁吊著一個一百瓦燈泡,燈泡下放一張瘸腿桌子,桌旁坐著政治隊長、貧協主任,要挨批的三個人在桌前站成一排。三人年齡都五六十歲,胸前都掛著一塊小黑板,頭上都戴尖頂紙糊高帽,黑板和高帽上用白粉筆或毛筆歪歪斜斜寫著三人的名字(名字被大大打瞭個紅×)。爺爺個頭高,站中間,罪名寫的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。左側謝二爺:“現行反革命分子”,右側朱大爺:“國民黨建軍軍長”。

批鬥會開始前政治隊長高聲念毛主席語錄,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說:“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”、“階級鬥爭,一抓就靈”。念罷不知何故,小學沒畢業的他居然足夠流利地背瞭毛主席詩詞:“四海翻騰雲水怒,五洲震蕩風雷激,要掃除一切害人蟲,全無敵。”批鬥會先批我爺爺。紅眼邊貧協主任揭發說我爺爺槍法特準,曾一槍打下過兩隻野鴨子—“打鴨子都那麼準,打人還能不準嗎?快交待你打死過多少貧下中農!”爺爺分辯說自己隻打野鴨不打人……“你還敢狡辯!還不認罪!”於是有人從後面按我爺爺的脖子叫他低頭認罪。爺爺生性倔強,按一下,他挺一下,死活不肯低頭。這當口,坐在我身後的從縣城一中高中畢業回來的小夥子突然舉起拳頭高喊:“打倒林××!”沒等我回過神,他又喊道“敵人不投降,就叫他滅亡!”很多人隨著他舉拳高喊。有人捅我讓我舉拳。我沒舉拳,攥拳低頭不動。地主誇爺爺活幹得好我是聽爺爺說過的,但那和當地主還鄉團團長是兩回事……

這就是我初中畢業回鄉後上的第一堂課,我的“冬天”也由此開始瞭。再舉個例子。傢裡八口人隻父親一人吃商品糧,剩下的都吃生產隊毛糧。毛糧要用石碾石磨去掉外殼才能吃,為此要去生產隊牽毛驢拉碾拉磨。驢少戶多。為瞭搶先,我和弟弟後半夜不到三點就爬起來,踏著陷腳的積雪冒著針紮似的寒風,在滿天星光下去一兩裡外的隊部排號牽驢。但有時即使排在第一號也牽不回來—就因為我們是“地主還鄉團團長”的孫子。看我們哥倆凍得什麼似的白跑一趟,母親心疼得直掉淚。實在沒辦法瞭,母親和我、大弟三人隻好替驢拉磨推碾。磨還好一些,而石碾太重瞭,重得讓我不由得想起毛澤東《為人民服務》裡的“重如泰山”之語。我和弟弟肩套麻繩弓腰在前面拉,母親在後面抱著碾桿推。隨著我們沉重的腳步,泰山般的碾砣吱吱呀呀一圈圈轉動,谷粒開始在石碾下窸窸窣窣呻吟,極不情願地脫去外殼。更糟糕的是,碾房隻是個“馬架子”(房子框架)圍瞭幾捆秸稈和玉米秸,下雪時棚頂漏雪,刮風時四面透風。風大瞭,碾盤上的谷糠連同地下的灰和雪便打旋刮成一團,母子三人一時騰雲駕霧,成瞭糠人、灰人、雪人。有老咳嗽病的母親就更咳嗽瞭,單薄的棉衣下支起的瘦削的雙肩痙攣一般顫抖不止。看得我心都碎瞭。那時最大的願望就是擁有一頭毛驢和不透風的碾房。

這還不算,連起碼的娛樂和尊嚴也被剝奪瞭。一次勞動間歇時我吹笛子解悶,紅眼邊貧協主任厲聲喝道:別吹那玩藝兒!一位叫陶海河的中年人大概實在看不下眼瞭,對貧協主任說:“孩子吹個笛子你也不讓,你這人也太過分瞭!”並不誇張地說,那句話是冬天裡的冬天僅有的一絲溫暖,一縷陽光。

爺爺後來活到八十歲,活到改革開放後的90年代。直到去世爺爺都沒原諒欺負他的孫子的貧協主任,也沒原諒就住我傢後院的那位高喊打倒他的高中畢業生。“原先見面一口一個林大爺,怎麼就一下子喊打倒我瞭呢?喊得出嗎?忒不像話!”不妨說,爺爺至死都沒理解“文革”是怎麼回事。

多少年過去瞭。貧協主任和那個高中生都已不在這個人世。陶海河還在,仍能下田幹活。近幾年每年回去都去他傢串門,硬塞給他一個紅包—多少算是感謝冬天裡的冬天那絲溫暖、那縷陽光。

作者系中國海洋大公家機關水肥清運學教授

陳子善:豈止“可以看看”

陳子善

木心先生1994年元月九日在紐約陳丹青兄傢講瞭《文學回憶錄》的“最後一課”,在丹青兄記錄稿《最後一課》的開頭,先生這樣說:“這是我六十七歲時講的課,等你們六十七歲時,可以看看。”

我不認識木心先生(這話或有語病,如果說閱讀作者的作品就可以視為“認識”作者,我早在1985、1986年間就“認識”先生瞭,或可稱為與先生神交已久),無幸聆聽先生講文學,但我今年虛歲六十六歲,已到“可以看看”《文學回憶錄》的年齡瞭。

因此,元旦假期,一直在看《文學回憶錄》,津津有味,好像先生就在面前,耳提面命一樣。研究文學的,往往會被一系列的概念、術語所束縛,自以為理論高深,學問超群,我對此雖早有警惕,但讀瞭《文學回憶錄》,才進一步理解文學竟可以這樣講,才覺得這樣講文學,豈不更好更有趣,也才意識到這樣講文學,才可能會使聽眾真正明白:“文學是可愛的!”

先生其實是在講“世界文學史”,講“中西文學比較史”,講“文學與音樂、美術的關系史”,一言以蔽之,他的文學史觀是開放的、包容的、前瞻的。在他眼裡,文學藝術各種門類,其精神內涵都是相通的。他大致依據鄭振鐸的《文學大綱》講,卻興之所至,古今縱橫,發揮、修正和補充比比皆是,又往往結合自身的經歷,因而,他之所講就更具訴諸聽眾心靈的吸引力和感染力,完全自成一傢之說。

《文學回憶錄》洋洋五十萬言,幾乎每一頁都值得細細品味。先生的視野是何等開闊,先生的眼光又何等明銳,先生的見解更何等精湛,但先生娓娓道來,又何等親切,那怕是復述作品梗概,也獨有會心,與眾不同。你或許不會認同先生的某個具體結論,但你不能不承認他所講的會給你帶來莫大的啟示。

當然,《文學回憶錄》這麼一部大書,我的閱讀還隻是初步的,粗淺的,但已深深感受到它的沉甸甸的分量,卻是再真切不過,豈止“可以看看”,簡直非看不可,應該一看再看。

在木心先生逝世二周年紀念即將來臨之際,《文學回憶錄》的問世,無疑給喜愛木心的讀者帶來瞭意外的驚喜。原來在詩歌、散文和美術創作之外,還有一位講授中外文學史的博大精深的木心,正待我們去深入認識、領會和研究。

作者系上海知名學者

西閃:動詞是個獨裁者

西閃

如果火星訪客覺得地球人說著同一種語言,很可能是因為他們發現,這個世界上所有語言的短語都有著相同的結構。關於短語的規則和特點,有很多話可說。不過史蒂芬?平克認為,有一點特別值得關註,即“動詞是個獨裁者。”

他的意思是說,主語可以省略,賓語可以不出現,但是一個短語要符合文法,動詞的要求必須首先滿足。動詞需要的“裝備”一定要完整,並且準確地出現在它所指定的位置上。否則,這個短語就會顯得別扭,甚至根本是錯。就像“eat you spinach!”(吃你的菠菜!)這句話符合文法,而“ you spinach eat!”卻讓人難受。動詞對處在它前後的詞語進行控制,以區分行為主體、行為、行為客體、行為工具、行為場景、行為方向以及行為過程,這就是轉換—生成文法的一個限制條件,語言學傢稱之為“格語法”(Case Grammar)。

事實上,動詞在語言中引人註目的功能反映瞭行為在意識中的重要地位,有學者把這種地位叫做心理的“凸顯性”(prominence)。

哲學傢邁克爾?波蘭尼(Michael Polanyi)有句名言:“我們想的總比說出的更多。”( 《個人知識》 )今天的心理學傢證實,他的見解完全正確。有人統計過莎士比亞的著作,包括戲劇和十四行詩,他大約使用瞭15000個單詞。可是如果我們就此認為,沒受過教育的人至多知道幾百個單詞,而讀過書的人知道幾千到一萬,那麼這種猜測就徹底錯瞭。心理學傢納吉(William Nagy)等人曾經做過統計,一個美國高中畢業生知道的單詞約有60000個,這一數字是莎士比亞的四倍。為什麼我們有如此之多的知識,自己卻毫不知情?答案就在於轉換—生成文法—大部分語言並非學習而來,而是在我們的大腦內部生成的。隻不過這種生成是被動的,不為我們自己察覺。

在人類的大腦中,存在一個生成語言、儲存語言的心理存儲器,心理學傢稱它為“心理詞典”(mental lexicon)。一個普通人在他的心理詞典中存儲瞭大約50000個單詞,並且能夠毫不困難地以每秒3個的速度識別和產生單詞。如此大的存儲量,如此驚人的提取速度,說明它絕非書店中售出的詞典那樣簡單。它必須用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組織起來,以便我們在查找無論A開頭、Z開頭或者K開頭的單詞都一樣快。它還要能夠塗寫,忘掉某些單詞,生成更多的新詞。當然,它還有一個特點,那就是越常用的單詞越容易提取出來,好比一個人說“桌子”,一般比他講“平板組合傢具”要來得快。

因此,神經學傢推測在人腦中,心理詞典是用特異性信息網絡的形式組織起來的。在這個網絡裡,單詞按照一定的特性分類存儲,語義相關的單詞連接在一起,並且相關度越高,聯系越緊密。可是,那種特性究竟指的什麼?學者們莫衷一是。

上世紀70年代,神經學傢沃靈頓(Elizabeth Warrington)等人在研究漸進式語義癡呆癥的過程中,對心理詞典的存儲特性有瞭台中通馬桶價格認識上的突破。

患有語義癡呆癥的病人能夠正確理解和生成句子,但是心理詞典的概念系統卻受損瞭。準確地講,他們的大腦顳葉左側發生瞭進行性損傷,而對聽覺和語言加工有重要作用的顳葉頂部未受影響。這種情況導致患者在進行語義歸類時會發生困難。比如他們很難給照片中的事物命名。當看到一張馬的照片,他們會說“動物”,而看到一張知更鳥的照片,他們會說“鳥”。然而沃靈頓發現,與指認生命物體相比,這些患者在命名人造物體時困難要小很多。比如給他們看榔頭或鉗子等工具的圖片,他們的表現就很好。於是沃靈頓和她的同事們推測,這是因為在心理詞典中,那些人造物體的概念存儲在更靠近運動感知的大腦區域,因而更容易被識別和提取出來。換句話說,人造物體之所以更容易命名,是因為它們與人類行為的聯系更緊密。和依靠物理特性或視覺特征來識別的生命物體相比(例如,蘋果是什麼形狀,什麼顏色?),人造物體可以通過它們的功能性質而更易辨識(例如,我是怎麼使用榔頭或鉗子的?)可見,是行為在心理上的凸顯性成瞭心理詞典中鮮明的標識。

哲學傢蒯因(Willard V. O.Quine)曾經講過一個語言學傢的笑話。他說,假如在一個完全陌生的原始部落,當語言學傢看到一個土人在追趕一隻兔子,口中大叫“Gavagai!”他會明白這個Gavagai是什麼意思嗎?從邏輯上講,Gavagai未必是“兔子”的意思,也可能是這隻兔子的名字,譬如毛毛球、長耳朵之類,或者自己的心思,甚至任何別的含義。語言學傢顯然不可能從這個有限的事件中歸納出Gavagai的真實意義。

蒯因是想強調休謨提出的歸納局限性,然而他舉的例子卻大有問題。因為每個正常出生的嬰兒都像進入陌生部落的語言學傢,僅憑直覺就弄懂瞭父母吐出的每個字的真實意義。這就好比一張熱氣球飄過房子上空的圖畫,任何小孩都會很自然地指出,移動的那個物體才是畫面中的主體,其餘是背景。他們會像說“氣球在房子上飛過”那樣說“小鳥在樹上唱歌”、“風箏掉到墻那邊去瞭”等等。他們能夠正確地猜測,那些在“動”的事物凸顯在相對靜止的事物之上。(《認知語言學導論》,弗裡德裡希?溫格瑞爾等著)




伍迪?艾倫(Woody Allen)在他的隨筆《門薩的娼妓》中也開瞭一個語言學傢的玩笑。他講一個中年機修工因為花錢請妓女來談論文學藝術,結果遭到錄音勒索。私傢偵探在調查這樁離奇的敲詐案時,對一個應召女郎說,想請兩個女孩來開派對,談一談喬姆斯基。對方說:“哦,哇,那會花掉你不少的錢。”

的確,語言現象太復雜瞭,它足以說明,人類心靈的研究仍然還有太多的疑問。不過,通過心理的“凸顯性”這個重要線索,我們或許會發現,自己正走在正確的社區公寓大廈抽肥方向上。一個具有可塑性的大腦,就像一張以凸顯性做繩結的大網。可能正因如此,與平克所說的“動詞是個獨裁者”比起來,哲學傢丹尼特講得更有信心。

他是這麼說的:“行為漂亮才是真的漂亮。”( 《意識的解釋》 )

作者系作傢、獨立書評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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